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女性作曲家的作品？

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肖邦…为什么这些家喻户晓的音乐鬼才皆为男性？ 作曲名家中为何女性寥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验。

Scott A. Miles等学者在2016年进行了一项名为《音乐中的性别区分：女性在认知熟悉旋律方面的优势》（Sex Differences in Music: A Female Advantage at Recognizing Familiar Melodies）的研究，参与者皆为惯用右手的操美式英语的美国本土居民，他们发育正常、无神经性的或是心理性的异常。参与者被分为男女两组，各有24名，每组半数为音乐人半数为非音乐人。测试所需的260段旋律的长度在4.1至15.8s之间。 其中的旋律源自知名曲调的片段，涵盖传统、民谣、儿童、爱国、古典和流行音乐，也有来自电影、电视和百老汇音乐剧的主题曲。测试者被引导聆听每一支旋律，一旦听到熟悉的曲目就按下某个按钮。实验将记录他们的反应时间和准确度。

实验结果显示，不管是音乐家还是非音乐家，女性对于知名旋律的平均反应时间约短于男性0.5秒，判断结果的准确度也比男性约高10个百分点。该研究认为这归功于女性在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方面的优势，使得女性对熟悉旋律的判断更胜一筹。不仅如此，该实验精确地捕捉到，无论曲目是否带有歌词，无论测试者是否专业，这种优势依然存在。

我们可以说，在旋律认知层面，女性赢了一分。

虽然女性具备这一天然优势，但这种优势似乎只能说明女性更加擅长分辨旋律，但是依然不足以证明更善于创作。比较男女“音乐能力”至少还要包括创作力。Farnsworth早在1969年就通过对音乐学者和学生进行民意测验，调查了数位古典音乐作曲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调查结果的依据是这些作曲家在百科全书上所占据的面积，并且记录了他们的作品被演绎和录制的频度。这些不同的指标最终都指向一个结论：被认为地位最显赫的作曲家皆为男性。

同样，North 和 Hargreaves (1995)在流行音乐领域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男性依然主导着顶尖演奏者的名单，所幸麦当娜和惠特妮·休斯顿仍然上榜。如果社会认可算是一种体现价值的方式的话，那么女性恐怕在这一轮PK中要丢掉一分了。

显然存在其他原因让女性音乐人的存在感被大大削弱。19世纪法国著名女作曲家夏米娜德在职业化道路上就面临性别上的限制影响，妩媚和优雅彼时是女性特征的两大特点，常被用来评论夏米娜德的风格，一旦弹奏“不阴不阳”的作品时便会招来批评。苏珊•麦克拉瑞在《阴性终止》中提出音乐中的性（sex）、性別（gender）与性欲特质（sexuality）使得古典音乐颂扬“男性阳刚化”曲调创作，贬抑被视为女性阴柔特征的音乐形式，这一认识深刻影响了整個西方音乐史的社会性别建构。澳大利亚学者Dawn Bennett研究发现，女性音乐人相比于男性鲜少从事职业化活动，而更有可能为了家庭和承诺的需要，退居到音乐教育领域。中国女性音乐研究学者宋方方认为女性作曲家处于劣等的地位不在女性本身,而在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和性别观念。在中国，宋代时期出现的大量女性乐人，驰骋于歌坛达三百年之久,为宋词歌曲的传播、新调的创制,作出了显著成就,但她们却是城市经济畸形发展及上层社会享乐成风的产物——她们往往出身卑微,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侍奉酒宴,唱词助欢,供人娱乐遣兴。也就意味着，这些富有才情、技艺精湛的女性乐人们处于社会的底层。

如果女性被遗忘，很大原因是万恶的男权社会，那么, 我们恐怕要为女性感到同情，并且加回一分了。

不管怎么说，女性创作的作品，究竟如何呢？事实上，天才女性作曲家不是没有的。在西方，克拉拉便是例证，克拉拉早年通过艰苦的训练获得了出色的琴艺和创作能力，在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和经济支持后，激励壮志未酬的丈夫舒曼，协助他跻身一流作曲家行列，自己则甘愿奉献于家庭。又比如芬妮·门德尔松，当我们听过她的弦乐四重奏，便会意识到这位早逝的作曲天才对世界音乐史来说是个多么巨大的损失。菲利克斯也很仰慕姐姐的才华，但是他们的父亲却悲观地认为“她的才华对于女性来说有些过分了”。

其实，在音乐史学家的记录里，女性音乐家/作曲家，一直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在《女性与音乐：不可忽略的故事和作品》一书里，可以找到从神话传说时期，到20世纪初期所出现的大多数女性作曲家，以及她们的主要作品。

想要真正回答女性作曲家到底强不强的问题，不是列举一些作曲家的名字就可以回答的。我们需要回到作品本身，而不是那些花哨的心理学实验。我们一方面期待音乐学者能写作一本关于女性作曲家的作品分析的书，一方面作为普通爱好者，可以用自己的耳朵，去聆听这些音乐，获得自己的答案。

感谢数字音乐时代，我们找到了很多由女性创作的数字录音材料，可以供大家聆听。在这一轮PK里，我们停止打分，改用自己的耳朵去做判断。